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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其中出口贸易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5%。除了国际经贸环境的改善和我国经济实力的原因以外，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很重要因素是价格竞争力，价格竞争力又过度依赖于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这带来了两方面不利的后果：
第一方面是，出口增长方式粗放，贸易摩擦增多。其一，出口产品多为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国民收益低。尽管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整个货物出口的90％以上，但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处于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国内增值率不高。在货物出口的直接生产过程中，我国企业大多处在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低端。我国货物出口的55％是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劳动力价格低是我们的优势，但廉价劳动力在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降低了我国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形成了“低技术陷阱”。粗放型的出口超高速增长，还带来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和国家出口退税负担沉重等不良后果。
其二，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不利于改善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谈判地位。而且，与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同类产业的竞争，容易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其三，出口产品中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仍占一定比重，加大了国内资源和环境压力。
其四，出口对加工贸易依赖较大，自己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缺乏自有品牌，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底端，使外贸发展缺乏可持续性。我国出口500强中，名牌产品销售的比例只有6%，远低于国际上50%的水平。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国内附加值低，是“在中国制造”(MadeinChina)，而不是“中国自己制造”(MadebyChina)，或者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
第五，引发众多的贸易摩擦。从1979年~2004年，我国已遭遇了714起涉及“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护）的各类贸易摩擦，牵涉到4000多种商品。2005年1月~8月底，除242纺织品特别限制外，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起，涉案金额高达15.4亿美元。其中，反倾销调查35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4起，特保调查5起。案件数量与2004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案金额增长22.5%。
第二方面是，过度依赖价格竞争力，势必压低工人工资、忽视生产环境条件、激化劳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
根据有关的调查研究，一部分沿海地区长期以来没有提高工人工资，工资水平仍然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状态，以致于在少数地方引起就业萎缩和“民工荒”；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没有为工人交纳社会保障基金，实际上变相压低了工人工资。还有些企业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忽视生产条件和环境条件的改善，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还有个别企业不合理使用未成年劳动力，以压低工资成本。凡此种种，都不利于保证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和劳动者的健康成长。在工人维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必然引发劳资纠纷，增加社会矛盾。
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允许并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包括利用外资，这是我国的长期政策。对各类所有制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带来的劳资矛盾等负面影响，既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又要有所限制。我国政府颁布的《劳动法》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法规政策就是解决劳资矛盾的有力武器；由国际社会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制度”，虽然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竞争力的约束因素，但对于保障工人利益也有进步作用，我们也应当持积极态度，吸收其合理成分，作为出口企业自我约束、平衡劳资关系的国际惯例来认真对待。
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调节劳资矛盾，保障工人权益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的价格竞争力这一最深层次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削除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经济现象，才能使缓和劳资矛盾建立在比较可靠的经济技术基础上，并实现社会的长期和谐。因此，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不仅仅是解决对外的竞争力实现途径和建立与国外贸易伙伴的和谐关系问题，而且也是构建我国经济领域内部的和谐关系的全局性问题。
无论在生产环节还是在流通环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意味着资本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它一方面要求较多地使用人力资本，使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复杂劳动，从而要求有较高的劳动力价格，表现为较高的工人工资和较为完善的生产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它又造成劳动力使用数量的减少。这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而我国又是一个就业压力沉重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又不能以牺牲更多的就业为代价。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寻找能够兼顾这两者的方案。
首先，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应当循序渐进、梯度发展。我国沿海和内地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不可能在沿海与中西部同时完成，必然有先有后，这就给兼顾转变增长方式和增加就业提供了回旋余地和空间。应当鼓励沿海地区和外商把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就地吸收和利用当地劳动力，这要比在沿海地区招募工人更便利、成本也低，同时也吸纳了当地劳动力，扩大了就业，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社会。而且，由于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工人的工资偏离劳动力价格的幅度也就相对小一些，劳资矛盾也会相对缓和一些。沿海地区应当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30%左右，这是很好的起点，高新技术产业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较高，使用较多的复杂劳动，就业者的报酬相对也较高一些，这对缩小工资与劳动力价格差距有很实际的意义。如果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不仅对增强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改善国际经贸关系也会有促进作用，最后对缓和我国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不仅要在货物贸易领域做文章，还要在服务贸易领域想办法，寻找新的增长点。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能力还不强，服务贸易出口多年来都是处于逆差状态，逆差额经常达到100亿美元左右。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与我国资源禀赋有关系。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要求更多使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我国劳动力虽多，但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要素并不丰富。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在教育和职业教育上发生新的变化。这几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人力资本要素的供给已有明显改观，大学生就业从供不应求变为供给过剩，发展服务贸易的要素禀赋状况大大改善。特别是发展国际软件业外包的承接业务，只需要对现有大学生进行简单的业务培训就可以上岗。如果我们在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抓住机遇，像印度、爱尔兰、菲律宾等国那样，使承接国际软件业务有一个大发展，就不仅能使服务贸易出口有一个新飞跃，而且将使出口增长方式转变有了新增长点，这对扩大我国就业和增加国民收益，提高就业者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和谐都将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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