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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投资增多并趋于活跃，加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一些产业加速向我转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在经济快速增长中，作为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突出不健康不稳定因素，投资问题倍受人们关注。
从量的角度看，就全国的投资而言，主要是“四过”。一是投资增速过快。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为27.7%、26.6%和25.7%，其中2004年一季度达到43%，增幅之高是多年以来所没有的。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全社会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均为2004年以来同期最高，目前仍在攀升，其增幅扩大的趋势还看不到掉头的迹象。从地区情况看，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14个投资增速超过35%，有7个超过40%，有2个超过50%。在60多个行业中，投资增长超过40%的有36个，超过50%的有19个，超过80%的有6个。二是在建规模过大。2003年在建规模达16万亿元，2004年底为20万亿元左右，2005年又增加近5万亿元，达到26万亿元左右。近三四年，我国投资在建规模一直保持着，相当于近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工作量。三是新开工项目过多。2003年新开工项目达12万多个，2004年为15万多个，2005年增加到18万多个。今年上半年，城镇累计新开工项目近10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万个，其中6月份新开工项目就达3万多个。四是投资率过高。2003、2004、2005年资本形成率分别达到42.4%、43.2%、43.4%，其中固定资产资本形成率为42.1%、40.6%、42.1%，都超过了1993年经济全面过热时37.6%的水平。
从质的角度看，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一方面，行业结构不合理。钢铁、水泥等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矛盾尤为突出。钢铁、水泥投资在2003年分别增长92.6%和121.9%的基础上，2004年一季度又分别增长107.2%和101.4%。2004年初，有关部门对钢铁行业进行了清查，钢材已形成的生产能力3.1亿吨，在建规模1.5亿吨，拟建的还有5000万吨。按此，全部建成投产，总规模将达到5.1亿吨，大大超过市场需求预期。更为严重的是，新上的项目，70%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小水泥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今年上半年，一些产能过大的行业投资继续大量增加。如城镇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中，煤炭开采和洗选、铜冶炼、纺织、汽车制造业完成投资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4.8%、116.6%、41.3%、38.6%。一些新上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产品结构趋同现象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地区结构改善不明显。特别是西部地区投资比重偏低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与地域人口比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很不相称。西部12省（区、市）国土面积占了全国的70%以上，人口占了28%左右；然而， 2000年，西部12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8.6%；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调基础等方面的投入，但受各方面因素制约，西部地区投资比重偏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2005年西部12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不到20%，今年上半年，虽达到21.3%，但根据以往西部地区投资增长“上半年高、下半年低”的特征，全年西部12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能超过20%就非常不易了。而且除青海、内蒙、陕西、广西等省区外，西部其他省（区、市）的投资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像新疆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资产投资只增长21%，新开工项目增长13.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投资结构上，2/3左右是用于公益性的基本建设，一次性能源、原材料的开采加工占城镇投资的39.8%，交通、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占12.1%，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管理等社会公共领域投资占9.7%，国家重点控制的钢铁、水泥等行业投资仅占2%左右，并均呈下降趋势，其中钢铁投资下降了6.8%。
从目前的情况看，今年以来在投资问题上再度出现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讲，一方面，由于有些措施尚未落实到位，有些措施要充分发挥作用也需要有个过程。比如，4月份以来，国家出台了严控新开工项目、稳定住房价格、加强土地管理、控制信贷规模等一系列调控措施，对缓解投资领域的突出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措施的效应完全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在的一些矛盾有的带有阶段性特点，与现阶段的经济运行周期相关，有些则是长期性、结构性的，是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的集中反映，短期性因素和长期性因素、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投资领域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特别是客观地讲，现阶段投资出现较快增长，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的历史阶段有关，调整结构、技术改造、加强节能环保等也需要增加投资。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这种投资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显得尤为重要，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确需加大各方面的资金投入。
因此，对于目前的投资问题，从全国的角度看和从西部地区的角度看，是存在客观差异的。就全国而言，投资增长应该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度，增长过快势必导致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绷得过紧。这轮投资增长过快，主要是我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而银行资金过于充裕以及扩张意愿增强导致贷款投放过快，客观上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撑；银行资金充裕，一定程度上又与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过多以及储蓄存款大量增加密切相关；反过来，投资扩张又增加了贷款需求，形成过大产能的企业总要找出路，进一步推动出口，加剧外贸结构失衡。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发展观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投资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必使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再度盲目扩张，一些已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死灰复燃；势必使刚刚宽松的煤电运形势发生逆转，资源环境约束矛盾进一步加剧；势必削弱市场约束的作用，延缓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最终将增大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甚至出现大起大落，破坏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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